武漢肺炎（COVID-19，又稱「新冠肺炎」）疫情爆發後，人們對於它的病理樣態、治療方案、疫情發展預測等資訊了解有限，遂渴望透過若干已知的敘事邏輯加以推論，以求降低對不確定性的不安。此時，首先浮上檯面的就是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（SARS）。
尤其本波疫情初期有相當程度的敘事元素，如中國隱匿疫情、低報確診人數，實際情況更令人驚駭、病源來自野生動物等，都與SARS雷同，因而在很短時間內便喚起人們對SARS的記憶，並引發社會恐慌。曾有過抗SARS經驗的地區，如當年確診病例數偏高的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，反應特別強烈，各界更多以SARS經驗來評估疫情的可能走向，以及經濟受衝擊程度。目前看來，以SARS來類比武漢肺炎疫情固然有其不足之處，卻是情有可原的事。畢竟，人腦向來高度重視敘事（無論是否是事實），以便合理化正在採取的相關行動。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（Robert J. Shiller）提出的「敘事經濟學」（Narrative Economics）概念。
敘事會影響人類行為
簡單地說，敘事經濟學是嘗試分析人們之間敘事的傳播與經濟波動的關係，也就是為了解經濟波動，而研究歷史上及當前流行的敘事／故事的傳播與動態，以及其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等。故事激起行動的動機，並與感覺深處的價值觀和經濟活動連接起來。當一個生動且流行的敘事瘋傳，其產生的經濟影響會蔓延很遠，甚至遍布全球。像是1929至1933年大蕭條（Great Depression）、2007至2009年間所謂的經濟「大衰退」（Great Recession），乃至於今天充滿爭議的政治經濟情勢，皆深受各自時代流行的敘事所影響。
雖然目前尚未有對照實驗證明，敘事的變化會引起經濟波動，也無法輕易證明敘事變化與經濟後果，不見得總是有了結果才有敘事的反向因果關係。但市場行銷、新聞、教育、健康等諸多領域的對照實驗顯示，人們對敘事的確會有強烈反應。
基本上，敘事要廣泛傳播才會有經濟影響（Economically Relevant），像是重大事件、前所未聞的新奇事件（如當前的肺炎病毒），都容易擴散與蔓延；也有些敘事不會過時，並在每個新時代重新出現（如技術進步帶給人們的希望與恐懼）。
金融海嘯的敘事演進
就拿2008年金融海嘯來說，敘事的開端就在於2007年北岩銀行（Northern Rock Bank）發生擠兌，它勾起不少人記憶裡的畫面──恐慌的存戶憤怒地集結在大門緊鎖的銀行外。
由於19世紀有關銀行擠兌的故事，都是金融危機的同義詞，致使北岩銀行的情形引起國際間的不安。於是，當2008年美國的華盛頓互惠銀行（Washington Mutual Bank）發生擠兌、歷史悠久的貨幣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爆出贖回潮時，美國政府便不尋常地為其所有貨幣市場基金擔保1年，用意就是要防止銀行擠兌的老故事重演。
約莫同一時期，隨著數位科技迅速發展，如2004至2007年間社群媒體Facebook與Twitter、影音平台YouTube、智慧型手機iPhone相繼問世，美國社會開始流傳著技術進步將引發失業潮的預言，使民眾擔心長期工作不穩，更讓部分缺乏職業技能或與科技較無關係的人們，留下沒有新工作機會的印象，也部分催化了之後「大衰退」敘事成形。接著，次貸風暴爆發、雷曼兄弟倒閉等一連串事件，重創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、失業率居高不下，使經濟學家魯比尼（Nouriel Roubini）口中的「大衰退」應驗。
其實，從美國失業率來看，金融海嘯造成的經濟衰退不如1981至1982年時嚴重，但為何各界會接受「大衰退」發生的可能性？可能原因有三：一是2007至2009年間金融業的情形，與1929至1933年大蕭條的敘事較相符，特別是都有銀行大規模倒閉事件；二是2007至2009年美國S&P500指數從當時非常高的水準跌逾一半，但1981至1982年經濟雖然衰退，但至1982年美國股票市場價格並沒有跌破1980年的水準；三是2007至2009年美國民眾擔心失業，但1981至1982年美國民眾則關注嚴重的通膨問題。
另一種觀點是，各界認為「大衰退」即將出現，還與心理學家康納曼（Daniel Kahneman）與特沃斯基（Amos Tversky）提出的「代表性啟發」（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）有關，也就是人們會從當前事件與記憶中若干代表性事件的相似性，來判斷時事。而大蕭條於歷史上赫赫有名，便容易在人們的腦海中被誇大。況且，權威人士的背書也會助長敘事的流行，像是2007至2009年間各國元首亦援引當時經濟情勢與大蕭條的相似之處，來合理化政府所推出的激勵措施。
COVID-19有敘事劇本可循？
那麼，從敘事角度來看COVID-19疫情，又會得出什麼樣的經濟預測呢？誠如前述，由於敘事元素雷同、距今時間較近，使各界在疫情爆發初期，最先聯想到的就是SARS疫情，甚至有專家推論此次經濟復甦樣態將與2003年相同，即在疫情受控後，報復性消費出籠、各部門迅速復原，使經濟呈現V型反轉。
豈料，COVID-19特性與SARS不同、傳播力也較大，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更是遠高於SARS，使V型反轉的敘事劇本失靈，各界頓時因無前例可循而茫然失措。席勒指出，COVID-19疫情對金融市場來說是頗不尋常的事，因為幾乎沒有什麼事件是源於這麼重大的外部危機。更何況，早前各國還像局外人般「觀看」疫情在中國蔓延，卻沒人料到疫情會在極短時間內擴散至「全球大流行」（Pandemic）程度，並讓各國政府必須力搏苦撐，既要保住醫療體系不崩潰，又得端出各種紓困方案救經濟。
在SARS劇本不合用後，各界尋找敘事的方式大致分為兩個路徑：一是從預測疫情將持續多長時間著手；一是試圖了解疫情衝擊經濟的樣態。
首先，自從此次疫情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爆增之後，坊間曾將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間爆發、曾造成5億人感染的西班牙流感（Spanish Flu）與COVID-19疫情加以類比。但兩者的敘事仍有不同之處，前者發生在第一次大戰停戰協定之前，討論疫情的高峰約在1918年10月，其後停戰協定於11月簽署，這段期間的主要敘事是戰爭，而目前人們談論的重心是病毒，且那時經濟雖有衰退，但股市沒有大跌。
再者，就經濟影響方面，有輿論將1929至1933年大蕭條與COVID-19疫情可能造成的經濟衝擊做比較，但兩者的本質仍有不同。對於大蕭條，人們可追溯出一種好日子已逝的悲觀說法；COVID-19疫情蔓延卻是一種實際的經驗，各國相繼實施諸如邊境封鎖、居家令、社交距離、配戴口罩……等各項非藥物干預措施（NPIs），致力減緩病毒傳播的同時，卻使人流、物流被迫中斷，多數經濟活動急凍（Sudden Stop），人們更為可能失業或面臨高醫療費用而擔憂；大蕭條時，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沒有蝗蟲疫情（No Plague of Locusts），意思是沒有摩西（Moses）時代蝗蟲大軍來吃盡埃及糧食的災難，但這次有真正的病毒之災。
此外，在近年的經濟危機中，各國央行可以合作振興經濟，以支撐信心，但現在全球利率長期偏低已久，彈藥幾近用盡。有專家更擔心在當前低利率環境下，本次疫情或將使經濟陷入長期停滯。惟就敘事的角度來說，現在的焦點不是長期停滯，而是COVID-19；目前的低利率雖是害怕的印記，但真正害怕的也是病毒。
席勒坦言這次是雙流行疫情（Co-epidemic），一個是COVID-19，一個是對經濟的信心與展望的敘事傳染。更麻煩的是，有關COVID-19的經濟敘事還未具體成形。易言之，本次疫情對經濟的動態影響有多大，尚難定論，惟一可知的是，目前仍處於風險時刻。
（本文參考資料：Shiller, R. J. 2019. Narrative Economics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：New Jersey.）
